冯建勇 传说与隐喻:1937-1938年“外蒙古出兵论”研究

【内容提要】 1937年至1938年间,坊间盛传外蒙古出兵参加抗日战争的传说。这种传说在不断地演绎中进而形成“外蒙古出兵论”及“苏联出兵论”。本文对此期间传说的“外蒙古出兵论”作了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明白自身既无抗战之完全能力,又乏有效之应对举措,与其澄清,引发国民的绝望之情,莫若凭借一个演绎的故事平复一般国人的情绪。就外蒙古出兵传说背后的隐喻而言,它反映了此期间中国强大的民族国家主义话语。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之角度观之,迫切希望外蒙古加入抗战体现了一般国民对于外蒙古地区情势的关注。

辛亥革命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受诸种因素之影响,分分合合,跌宕起伏,但总体来说,疏离之情形乃为常态。尤其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二次独立”以后,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陷入僵化。众所周知,外蒙古的“二次独立”背后推手实际是苏联,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加之民国中央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双方的外交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这种民国与外蒙古、苏联的关系反映在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即是对外蒙古、苏联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十分敌视,且多持批判态度。①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持续扩张,中国东北三省沦丧,苏联亦面临着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受国际局势演变之影响,中苏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1933年中苏之复交实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开端。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最初阶段,中国处于全面防御地位,处境十分艰难。在此困境下,中苏双方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仅仅是一个克己的防御性条约,但条约申明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最为重要的是,重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这一时期,传统的“友邦”如英、美等国及其操纵的“国联”并未能给予中国政府必要的支持,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则允诺为中国提供相应的物质援助,这更强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构筑统一的抗日民族阵线的旗帜下,外蒙古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入中国抗战成为一般国民的普遍期待。这种情形反映在此期间的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可以观察到,有关外蒙古、苏联的主流报道和评论大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②

亦恰在前述的一种对苏联、外蒙古友好的氛围下,国内外报纸、舆论盛传外蒙古出兵加入抗战的消息。对于“外蒙古出兵论”的考察,当前学术界鲜有人关注,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个整合性的阐述,并期待通过对该事件的解读,发现“外蒙古出兵论”背后的隐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外媒体屡屡传出外蒙古取消自治,内附祖国,并出兵参加中华民族统一抗日阵线的消息。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国内抗日宣传刊物《译丛周报》实为始作俑者。1937年12月底,该报纸首先以《蒋介石公子率领外蒙军》为题,报道了外蒙古拟将出兵的消息。内中声称:“本星期内中国官方报告,蒋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司令已任为外蒙十万精军之总指挥。按此项军队,在其今夏由莫斯科返国后,已加以组织训练。”③

随后不久,国民政府陆军机关报《扫荡报》于1938年1月11日报道称:“中央政府已将外蒙划为正式战事区域,一切制度,皆与中国本部其他各战事区域同。外蒙政府主席,已被任为外蒙古战事区域总司令,另有一杨将军(系指国民政府赴苏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将军——引者按)者,则被任为副总司令。外蒙古现既恢复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则不久将来即可参加对日抗战。”此间,《统一评论》杂志在其“世界一周”专栏中报道称,外蒙古当局连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业已正式决定,取消独立,重返祖国,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并同时颁布全蒙总动员命令。该评论指出:“在敌人愈见深入,中苏利益愈受威胁之际,外蒙之返国参战,实有莫大影响,吾人拭目以待。”④

当时关注国内外局势者对此类消息极为留意。一般意见以为,就所传苏联将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之主权来看,外蒙古参加对日作战,实为可能之事。由美国人主办、对中国抗日战争持同情态度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摘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称:“日本方面非常害怕苏俄怂恿外蒙古人加入中国方面作战。就法律意义上而言,外蒙仍然是一个中国的省份。这一点事实,结果可以造成个乖巧的机会,去援助中国,而苏俄方面也不必放弃它的中立地位。”⑤

果然,几天后即传来了外蒙古军队业已占领百灵庙的消息。据《扫荡报》1938年1月14日报载:“自外蒙实行军事行动以来,日本在天津、北平之军队,分向满洲及内蒙边境调遣,据本日所接甘省兰州及晋省临汾之华方消息,外蒙军队已占领察北重镇,即内蒙德王自治政府所在地之百灵庙,据闻日方因外蒙军队已在察哈尔积极参战,已赶调援军前往,以免在绥远及晋省前线作战日军之后方,为外蒙所扰。”对于这一消息,另有报纸以《外蒙军队节节南下》为标题做了报道:“西安讯,外息,外蒙军队加紧移动,开始进攻绥远,其军事行动进展甚速,前锋部队已向百林(灵)庙挺进中,该处系德王之大本营,据闻内蒙军队有一部向德王倒戈,加入外蒙军队,合力猛攻包头,德王闻讯,急携同家眷避往长春,外蒙军队声势甚盛,闻该批劲军,系由一外蒙军事领袖名拿鲁统率。拿氏之部属军官,皆曾受苏俄军事训练云。”⑥

对于该消息,《译丛周报》亦有报道:“外蒙大军进占百灵庙:汉口(1938年)一月十四日电,(讯)中央通讯社临汾电称,据自百灵庙归来之某中国商人谈,外蒙军队一万人今已驻扎于百灵庙。”⑦由此报道的内容分析,内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对外蒙古军队的数量作了更为具体的估计,给受众的直观感觉是,显得更为真实可靠;二是,内中声称消息的来源是一个自百灵庙归来的商人,并非记者亲历。两个相对矛盾层面上的消息被整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报道者故意散播虚假之消息,则可能是对外蒙古出兵的愿望过于急迫了。

当时关心时局之社会精英对外蒙古出兵的可能性作了分析。有论者基于外蒙古仍属中华民国领土之不可分割一部分立论,强调外蒙古必将出兵。该论者撰文呼吁:“外蒙古是中国的版图,1924年中苏协定,苏联并特别声明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有领土有主权,现在全面抗战既已展开,外蒙古当然起来参加抗战。”⑧时人且多认为,外蒙古参战,是影响今后战事进行的重要因素,“外蒙陆军向受苏联训练,一切配备,皆与苏联陆军相似,若能参加作战,则对于苦战数月,实力减削之华军,实为最有价值之助力。”⑨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成吉思汗时代,铁木真、忽必烈统带游牧几十万大军到东欧,俘虏俄罗斯皇帝,到普鲁士、希腊,当时欧洲人曾敬畏为‘黄祸’”,现在,“外蒙古在全面抗战的感召下,我们相信,英勇的外蒙古战儿,一定会给以残暴的日寇以意外致命的严重打击”。⑩显然,在时人眼中,尽管自晚清以降中国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跌宕起伏,屡经波折,但依据既有条约,外蒙古仍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因此自有充分的理由为保护本国领土而与日本作战。

此外,还有论者撰文从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国家命运之角度,强调外蒙古出兵的可能性。该文指出:“中华民国之建立,系由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合而成。蒙古占全国组成分子的五分之一,与中国有悠久之历史,有综错的地形,其于政治经济文化诸端,均有相依为命之性质,与唇亡齿寒之联系,勿论基于任何条件,均无相互脱离各自为政之理。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倭寇挟其飞机大炮之威力,逞其封喙长蛇之野心,其目的非在得我一城一地,实欲危害我整个国家民族之生存,中国若亡,外蒙又岂能幸免!值此神圣抗战紧急之际,为外蒙本身计,断无坐观其败之理。近月来关于外蒙取消独立重返祖国参加抗战之风声,甚嚣尘上,最近已由风声而渐接近事实,并闻已颁布总动员令,派员南下接洽。因是外蒙现在过去之一切情形,想为一般人所乐闻。”(11)

对于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亦有论者从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予以考察,认为伴随着外蒙古之参战,苏联亦必将加入到对日作战之阵线中来。该论者说:“外蒙是保护苏联易受人攻击的边疆的缓冲国,任何敌人拥有了外蒙古,他就利于侧击贝加尔湖区的地位,可疑威胁将苏俄的远东区从苏联的其余部分切离开来。”(12)更有甚者,有杂志以《苏联必援助外蒙对日作战》为标题,强调了此间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可能性:“据国社党机关报民众言报驻远东访员电称: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制,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云云。”(13)显然,在时人看来,苏联的出兵如果实现,不仅外蒙古的军力可以控制伪满,导致华北战局急转直下,而且对于苏联的外交和其国家利益并不是无关,“事实为最大的雄辩,我们虽然不一定期待,合理的事态,似乎应该为合理的实行”。(14)

此后,为准备武汉会战,苏联的航空员、机械师以及苏联飞机的到达中国前线,更使得一般人均深信苏联加入中日战争为期不远了。《密勒氏评论报》甚至声称:“前一些时大家认为苏联的国内条件将使苏联一时期内不至牵入中日战事中,但实际情势显然并不如此,现在虽不能确知目前来华的苏联航空员和苏联飞机究有多少,但两者的确已抵达中国则已毫无可疑。”(15)

正是在上述消息的刺激下,此时社会各界对外蒙古出兵参加抗战充满了期待。有论者撰写《要求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全民族的抗战》一文,内中急切地呼吁:“伟大的抗日战斗已经将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溶合起来,震醒起来。在目前我们已经协和了一切内在的政治上矛盾经济上冲突,团结凝固,只在抗日图存四个大字下度共同的奋斗生活。”“事急矣,寇深矣!为今之计,只有外蒙出兵是最好的一着。由外蒙经察北入热河,这样可以牵动日本在华北军事的全局,可以促进我们第八路反攻的胜利,可以发动伪国更大的内变与义勇军的声势,同时更可以增加国际上的声援,也就是黩武主义者最致命的打击。我们因此不能不希望当局采取迅速有效的方法促请外蒙的出兵,而各方面蒙古有关系的同胞更应当尽最大的力量发动外蒙同胞舆论上的助力。”(16)最后,该作者还发出号召,应当把“五族共和”之名,要更具体化实践起来,“让我们三呼中华民族团结万岁!中华民族复兴万岁!中华民族胜利万岁!来欢迎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民族战斗!”(17)

这一时期,国人对于“外蒙古出兵”的期望之情,有人撰文作了如下的描述:“国内各报曾用挺大的字,宣传外蒙出兵,参加全民族的对日抗战,一种兴奋和震颤,曾在我全国人民的身心上同时地流贯起来;这种情形,正好像一个年老的父亲,看见了自己的浪子漂流了很多时以后,一旦回到故乡来的时候一样地兴奋,一样地使人震颤。”(18)至此,原本差不多已从国人脑海中遗忘了的外蒙古,忽然地发出了一声“归宗”的宏响,其结果是震动了一般人们的心灵。至于其意义,时人撰文指出:“在这举国上下一致在下从事御侮救亡的时候,前线官兵以血和肉与强敌争尺寸土地的殊死战中,外蒙四百余万方里的土地和百万兄弟的归来,其意义的重大,简直无可比拟。”(19)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似乎并未得到确认,这让一部分对于外蒙古出兵较为急切的国人感到失望和沮丧。此时,除了人们一如既往地热烈地期盼外,更有焦虑者对外蒙古出兵提出了质询。“外蒙出兵了吗?”这一问题成为萦绕在国人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正是在上述情形下,有学者撰写了《外蒙真的出兵了吗?》一文,对外蒙古出兵的传说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该文指出:“抗战以来,中外电讯,屡传有外蒙古取消自治,内附祖国,并出兵三十万东出满洲里,南攻察绥敌人之背的消息。还说有蒙军总司令邓平其人,已抵汉口,中央且决定以杨杰将军为副总司令,命令即日出动云云。以讹传讹,莫衷一是。我们可以告诉读者,这些消息,皆不确实。不是我们固喜作扫兴之语,实在:一则中苏双方没有官电证实,二则关于外蒙还有一段复杂的历史。我们奉劝同胞千万不要异想天开,对抗日作战存一分侥幸的心理。先要尽自己的可能,支持战局。是否自己尽了最大的职责?至于如何使外蒙归附,如何云云外交配合军事,我们一概请领袖做主,不要幻想奇迹,松懈了自己应做的工作。”该作者回顾了清季以降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关系交恶的历史,进而指出:“叙述了前一段的历史,对外蒙内附或外蒙出兵的消息,我们怎可凭空相信?”(20)显然,在该学者观之,就当时情形,指望外蒙古及其背后支持的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战并不现实,最重要的认识应该是,“现在外蒙内附不内附,出兵不出兵,我们不必管它。好歹中国的战争只有这一次,这一次完了就永远完了,这一次不完,有办法,现在的失地自然规复,东北六年多的失地也要规复,即外蒙的裂地自治,也非内附不可。讲来讲去,问题还是落在自己的肩膀上”。(21)

既然外蒙古并没有如传言中的那样出兵抗战,那么,这一消息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呢?有论者对外蒙古出兵论的消息来源作了考证和披露。据认,领导人陈绍禹(王明)一行赴武汉与国民政府相关官员进行会谈期间,曾接受了相关报纸的采访。据其对报社记者的答复,外蒙古和苏联出兵的最初信息来源,原本就是日本同盟社散布的谣言,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破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离间中苏的友好关系。他坚持认为,外蒙古的出兵其实就是苏联的出兵。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和德国方面造谣,“他们想用这种手段来转移中国民众的视线。他们想用这方法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幻想,结果,苏联不出兵,便可使他们对苏联失望,以至反对”。(22)据此可见,陈绍禹对于“外蒙古出兵论”的解释完全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立场,对外蒙古不出兵——毋宁说是苏联不出兵,作了正面的辩护,这与当时中国之国际派“武装保卫苏联”的战略一致。

应当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基于陈绍禹的个人主观判断,从当时的日苏对阵形势来看,乃至整个的国际形势来看,此观点自有其可信之处,并且也得到了一些关注时局者的认同。著名学者钱俊瑞即撰文指出:“我们相信,这种热烈天真的要求(即外蒙出兵),的确代表了大部分的同胞的心理。但这种天真无邪的情绪,却给我们的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利用了去,开展他们的阴谋。他们知道我们热烈盼望苏联出兵,所以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的报纸通讯社就不断地放送这些消息:苏联远东军已经向满洲边境开拔了;苏联已经同意外蒙的取消独立,一同出兵了。”他还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发出这一类的消息,一方面无非要刺激英美,教他们对于苏联有所戒备,换句话说,他们要拆散英、美、法、苏的联合,完成其各个击破的阴谋,而另一方面就在告诉中国人民,苏联是天天可以出兵的,然而苏联却始终不肯出兵来帮中国,这就表示苏联毕竟是既不信又不义,它还不如德国,因为德国还能帮助中国以军火呢!这些阴谋的目的很清楚的,它要离间中苏的关系,而使中国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德意方面去完成其调解战争和瓜分中国的目的。”(23)由此可知,钱先生亦认为,外蒙古出兵的消息本身就是一种阴谋论,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为了破坏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二是为了离间中苏两国的关系。

然而,依据时任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回忆,人们依稀可以看到外蒙古出兵论来源的另一种版本。据蒋氏的回忆录,抗战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国民政府遂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杨将军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魔术师”;(24)1937年12月前后,“杨将军要我对路透社发表声明,意谓苏军将于两周内对日开战。我告诉他我不能作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真正好处?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苏联也就会抵抗日本,日苏就线)根据蒋廷黻的记叙,此间杨杰将军还将他的“这种伟大的外交成就”电告给了蒋介石。并且,蒋廷黻确证,当时这种天真的幻想的确一度让国民政府的一些决策者们为之着迷。

当然,蒋廷黻在此并没有明确提及外蒙古出兵的问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外蒙古的出兵与苏联的出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也正如时人所想象的那样:“蒙古出兵了,日本也许不顾一切进犯外蒙,这时候,为了减少外蒙作战上的困难,苏联必将根据苏蒙互助公约,出兵助蒙。这样一来,日本在中苏蒙三方面的围攻之下,鲜有不败的。”(26)尽管如此,笔者并没有查阅到相关档案文献,可以确证外蒙古出兵的传说是来源于国民政府的一种外交策略,其真正的目的是借发布外蒙古出兵的传说引起日本的不安,进而引发日苏两国的直接冲突,将苏联拖入中国的抗战,以此减轻中国独立抗战的压力。然而,从当时中国对日作战的困境来说,国民政府采取此种宣传策略确实具有相当的可能性。

事实上,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外蒙古出兵的传说最先出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国人获得这一消息的渠道即是通过国内媒体对于国外电讯外蒙古出兵之报道的转载。可能的情形是,英、美等国媒体首先报道了外蒙古出兵的消息,其目的是为了唤起日本对于外蒙古背后的苏联力量的关注,(27)而这种消息被日本报纸予以关注,并作了深度报道。此间,民国中央政府关心时事者亦较为关注外蒙古出兵的传说,基于现实的抗战压力,他们迫切地希望苏联加入抗战中来,遂利用和演绎了此种传说,其内在意图不在于外蒙古出兵,而意在于苏联之出兵。(28)

不管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一时期,外蒙古重返祖国之风声颇为引人瞩目。然而,前述种种故事究为传言,并未得到绝对可靠之证实,仍为一般人所将信将疑。如果说前述仅仅是一群有识见者对于外蒙古出兵论提出相当的质疑的话,那么,隔了不多时,人们更是突然听到很使一般国民扫兴的事,说是外蒙古出兵占领百灵庙之说,纯属无稽。并且,面对甚嚣尘上的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中苏两国当局作了正式的否认,证实了外蒙古并未出兵助战。(29)此期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外蒙古并没有出兵参与抗战,于是一般的国人对此给予了抱怨,并对隐藏在外蒙古背后的苏联也表示出了相当大的失落和遗憾。对于此种情绪,有人作了如下的描述:“这似乎是一般人的老脾气,事情做得不好,总会埋怨别人,不是说别人不帮忙,就是说别人坏了他的事。”(30)

尽管当时外蒙古并未如时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和口号下加入到中国对日作战的队伍中来,尽管一般的国人对外蒙古未出兵表示出了极大的遗憾,但关于外蒙古出兵的问题,从1937年末至1938年间,仍然是社会各界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这一时期,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外蒙古是否已经出兵,而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是否应当出兵以及是否会出兵参加抗战的问题。

这一时期,在社会舆论层面,对外蒙古出兵论持关注态度的社会精英们,以报刊、杂志、学术研讨会为平台,纷纷撰写评论文章,发表相关演说,就外蒙古出兵的图景展开了论战。1938年初,武汉战时社会科学者座谈会专门就外蒙古要不要出兵的问题,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讨论,并且有着相当的结论:外蒙古暂时不会出兵,至于未来的某个时刻,不排除它出兵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外蒙古出兵参与中国抗战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对于这一立场,可用时人的一段论述予以印证:“许多人在最近热切地希望外蒙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出兵打击日伪军政势力,我们以为,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可能的事情。但这种可能性,必须中国政府与民众,用坚决持久的抗日战争才可以促其实现的。”(31)

关于外蒙古要不要出兵的问题,有论者从当时国内外战局发展的一般趋势着眼,认为外蒙古、苏联必将出兵。该论者指出:“日本侵略华北,一方面是作为南进的根据,同时也是进攻外蒙与苏联西比(伯)利亚的准备。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同时危及到外蒙与苏联,故外蒙与苏联不仅为了帮助中国,即为了保全自己的领土,亦必与中国共同出兵抵抗日本的侵略。”(32)

此外,有论者从中、苏、蒙三者之间的关系阐释入手,强调外蒙古非出兵不可:“依照外交的文件来说,外蒙出兵保卫祖国,在我们固所希望,在外蒙同胞也必乐意,而苏联也当然应加赞助。际此全面抗战的时候,外蒙出兵对于整个局面的好转,是很重要的因子,也可以说不但是重要而且必要。”(33)国民政府御用报人何肇基亦撰文指出,讨论外蒙古出兵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全面抗战的今日,外蒙古当然有出兵抗日的必要,而且是应有的义务,“去年(1937年)抗战开始,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尤其是在第三条规定,表示两方尊重中苏协定的精神,由此可见,外蒙在苏联心目中,应该只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当此全面抗战时,应该出兵抗日,不应该袖手旁观,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还对前述陈绍禹之观点提出了质疑:“依陈绍禹先生的意思来解释,外蒙是属于苏联的,而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好像是外蒙出兵,不过是帮助另一个国家打仗而已。这不但违反中苏协定的意义,而且苏俄自己也决不会如此说法……我们要告诉蒙古同胞,外蒙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帮助中华祖国而抵抗敌人,这全是神圣的义务。”接着,他对陈绍禹之观点予以批驳:“‘外蒙的出兵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出兵问题’、‘外蒙还没有余力来帮助中国’的一套话,出于领袖陈先生的口中,真使我们怀疑,也许是受了日本和汉奸理论的影响呢!”(34)显然,在何氏看来,外蒙古的出兵和苏联的出兵尽管有一定的关联,但毕竟属于两件事,不可混同,即外蒙古的出兵是内政问题,当今全民族加紧团结抗日之际,不论是国人或是苏联,都应促其积极发动,即速动员抗日,因为外蒙古出兵,对于它自身而言也是有利的;至于苏联的出兵,自然是国际问题,但是在外蒙古动员抗日后,因为日寇兵力的分散,也许可以促进苏联出兵的决心。

至于苏联应否出兵的问题,改组派杂志《民意》周刊1938年第1期发表《苏联期待些什么》一文,呼吁苏联基于道义和责任,应给予中国抗战更多的援助。该文指出:“明白的说,苏联应该,而且国际情势不容许他再事观望了。何以说不应该呢?中国为保持民族生存的全面抗战,固不必依赖任何国家的援助才抗战,但是这几年来,无论日本如何威胁利诱,欲使中国加入思想对抗的集团,中国都无动于衷慨然拒绝,这于苏联是有莫大裨益;苏联得以从事充分准备。反之,苏联给予我们的是同情,同情是不够的;苏联助我的是工具,到现阶段,仅工具也难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固不能说苏联口惠而实不至,我们也无理由对苏联失望,但是中国巨大的牺牲,亦即减少苏联的助力,苏联不能不下最后决心积极行动了。”(35)对此问题,何肇基在上引文中的观点更为偏隘。他坚持认为,苏联出兵,并不一定是援助中国,更可以说是苏联的自卫战,因为进攻中国和苏联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现在日寇进攻外蒙古边境,亦对苏联形成威胁。苏联为了保卫自己,出兵抗日也是应有的措施。

与前述要求外蒙古、苏联出兵,并且认为其亦必将出兵之立场不同的是,有论者指出,外蒙古出兵是可能的,但对苏联的出兵则不应抱执迷不悟的幻想。该论者撰文说,外蒙古的地位是确定的,那么外蒙古出兵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外蒙古既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则中国今日为整个国家民族生存而发动的全面抗战,外蒙古自应负担相当的义务,出兵抗日。在该论者看来,正如中国其他任何一省出兵抗日是一个道理,外蒙古出兵并不属于意外,如果外蒙古不出兵抗战,他们忘记了本身的义务而袖手旁观,这倒让人觉得奇怪。至于苏联是否出兵,他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苏联已恳切地告诉中国政府,他们是不会出兵的,对此政府和国民不能再执迷不悟,应该把这种错误的观念予以更正。(36)

对于前述外蒙古必须出兵之论调,著名派人士李公朴亦撰文指出:“日寇应当知道,至于在日寇没有侵犯外蒙的时候,外蒙的出兵,那似乎除开国际有重大的转变,没有可能。那就是说,到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时候,她才会以与苏联同盟的关系而出兵。她与我们,为着和我们的历史关系,为着日寇是她和我们之间的同一的敌人,她当然同情我们的抗战。但她在世界的地位是落后的,同情我们确没有甚么好的援助我们,有的只是出兵。然而,出兵这一援助方法可不同别的,我们当前最好不过分希望。最好先从别的方面和她密切起来,在不妨碍她的发展之原则下,希望她回复和我们很好的关系,那时候她的出兵才另有意义。”(37)就该文论述来看,它提到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外蒙古和中国的关系,已有十余年的疏远,不太可能因为抗战的原因,遽然与国民政府并肩作战;二是,与前述陈绍禹持同一观点,即外蒙古的出兵其实是苏联的出兵,但与陈氏“外蒙不会出兵”之观点不同的是,李公朴认为,由于外蒙古与苏联关系密切,除非因为苏联与日军作战,抑或为着日寇在外蒙古边境的迫近,为着保障它自身的独立,在必要时候出兵迎击日寇是当然的;否则,仅就目前形势而言,外蒙古出兵不太可能。

针对何肇基所持苏联出兵之理由,李公朴亦严词反驳。他说:“我们对敌抗战,是敌人处心积虑的要灭亡我们的国家,要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作他的奴隶,我们是为生存而战,为独立而战,怎么说是在帮苏联打?”(38)领导人周恩来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了与李公朴相同的观点。他说:“现在领土受人侵占,人民受人残杀,文化和经济受人毁灭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怎么能说我们是替苏联打呢?”(39)另有论者特意指出何氏所持理由实在牵强,且内中包含着“最有害的因素”:“谁都知道,这个结论是完全适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敌人天天在向世界宣传,他们之向我们进取,并不是侵略中国,而是为了铲除赤色势力。不幸得很,我们之间竟有那样的论调,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敌人的宣传,愿意承认我们向敌人的抵抗,并不是出于中华民族本身的要求,而是上了人家的当。”(40)亦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政府没有权力要求苏联出兵,因为中国之对日寇抗战,完全是中国民族自己的事。该作者认为,要求苏联出兵,本身含有极大的危险性:第一,英美眼前正受着日本直接的威胁和危害,正有对日政策转为强硬的倾向,而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渐有结成的可能,如果这时苏联首先单独用兵,必将于联合阵线的前途不利;第二,英国的态度本来就在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之间动摇不定,苏联出兵极易激起英国根本的恐惧而投到侵略阵线中去;第三,德国正在多方鼓动反苏的战争,竭力设法劝止日本对华继续进攻,保留着实力进攻苏联,苏联这时若是出兵,便正好中希特勒的毒计,掀起了反苏战争,在这一战争中,中国决无苟且偷安或者乘机喘息的可能,反之,中国必将成为攻苏的牺牲品;第四,苏联和平政策的推行是在阻止全人类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残酷的屠杀,今日苏联要是出兵,一则违背和平政策的意义,二则将陷人类于大不幸。(41)基于上述种种分析及理由,该学者认为:“我们决不应该希望苏联出兵。倘使我们一味地等待苏联出兵,那与‘守株待兔’是一样的愚蠢,并且这正是投机取巧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走不通,而且将陷中国民族于不长进、堕落、痛苦和不幸的境地,同时在客观上恰好是帮助了侵略者阴谋获得了胜利。”(42)

如果说前述言论系其自身的政治立场致使不同论者做出了迥异的研判,那么,接下来,笔者将考察一种基于中性立场且能较为客观分析外蒙古、苏联要不要出兵、会不会出兵的观点。1938年《东方杂志》第35卷第20号刊载了《从中国抗战说到苏联对外国策》一文。该文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认为之所以出现外蒙古、苏联出兵论乃是因为自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列强虽寄予同情,终未见有一国出面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中国不得不独自抗战;然后,在这样一个中日相持不决之际,如果有一强国出而用武力干涉日本,战局必然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显然,从地理关系来看,苏联是最有可能的。该文指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层关系,致使在中日战争初期,屡有外蒙古出兵的传闻——在一般人看来,“因为外蒙与苏联有互助关系,外蒙出兵,苏联跟着也会出兵”。(43)然而,在该作者看来,时人似乎误读了局势,“苏联虽与中国亲善,然而同时与日本有邦交,要想苏联以武力干涉日本,须得中苏之间另有军事同盟或相互援助条约。有些国人未曾留意到中苏关系之程度,往往惑于宣传文字,发生种种误解”。(44)但是,该作者亦指出,苏联对外之和平政策并不能说是持久的,如果客观的情势变迁到某种程度,苏联就有放弃这种政策的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苏联、外蒙古的出兵就会实现。

综上所述,当时社会舆论对于外蒙古要不要出兵、会不会出兵问题的阐述大致存在着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外蒙古、苏联应当无条件出兵,其基本的理由是,外蒙古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参与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实属义务和责任;至于苏联应当出兵,本是因为中国的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苏联做出的伟大牺牲。第二种立场是,目前外蒙古、苏联的出兵,应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下,即它们本身被日本侵犯了,基于这一点,将来的某个时刻,它们的出兵是可能的。第三种观点是,应当两分地看待外蒙古与苏联的出兵,即外蒙古出兵是其必须承担的义务,对于苏联出兵则不应做太多的幻想。据此可知,前述三种观点和立场对外蒙古出兵的问题主要是时间性、时机性的分歧,或可言之,三者在目前外蒙古要不要出兵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至于将来的某个时刻外蒙古会不会出兵的问题,则此三者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幻想并期待着外蒙古出兵参加中国抗日战争。

1937年至1938年间,于中国国家而言,正经历着一场直面自己命运的考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共御外侮的民族国家主义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道义,人们很难指责这种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之担忧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在时人看来,像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社会动员可与之相埒。

然而,恰如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看到的决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主义的线)这一时期,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遇到了一个经典性的难题,即他们所抱持的历史叙述模式不仅必须要支撑他们所持的观点,还要让更多的人相信它并追随它。那么,他们该如何用自身所持的一种叙述模式将其作更为广泛的宣传和动员?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如何保持一个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的前后一致的(中华)民族?

亦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社会舆论盛传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观察,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并且,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极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暗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观察到,一旦“外蒙古出兵”的传说被构建出来,人们一般基于一种信念,往往对此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于是,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消解这种传说的观点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46)于是,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场域中,在潜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编造的“外蒙古出兵”的传说,立刻被一般的国人所认同。

外蒙古出兵的传说在不断地演绎和传播,国民政府却迟迟未就外蒙古出兵论及背后的苏联出兵论作相应的澄清——尽管它在外交层面早已知悉当时此为不可能之事。究其内在逻辑,此时国民政府可能抱有某种目的:一方面,政府官员自身明白,中央既无抗战之完全能力,又乏有效的应对举措,与其澄清,引发国民的绝望之情,莫若凭借一个演绎的故事平复一般国人的情绪。中央政府借外蒙古出兵的传说来安抚民众,以求社会稳定的想法,既给民众以心理上的安慰,又维护了社会的暂时稳定。另一方面,迷信于外蒙古出兵的传说,希望通过自己外交的努力及民众集体的呼吁,达到外蒙古出兵——毋宁说是苏联出兵的效果,这说明中央政府和国民对改善当时的状况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事实上,尽管社会各界关于外蒙古出兵的讨论,以及相关舆论对于外蒙古出兵的报道,更多的是一种饱受打击的心灵上的寄托,但是,“外蒙古出兵的传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将民族与国民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的作用:一是通过极力地夸大全民抗战的感染力,使得“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象征具有合法性;二是强调了与“他者”的迥异之处,尽管持外蒙古出兵论者,其背后的隐喻是对苏联出兵充满了渴望,但是在与异议者的辩论中,他们似乎有意将苏联出兵论与外蒙古出兵论予以割裂,强调“苏联出兵与外蒙出兵并没有截然的联系”,“两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努力想创造出一种高涨的中华民族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意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角度看,一般的国民迫切地希望外蒙古加入抗战,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外蒙古地区的关注的一种心理表达,——尽管这种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缺乏坚实的现实土壤。

①可参见育干《外蒙侵入呼伦贝尔事件与日俄阴谋》(《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介绍〈苏俄侵略外蒙详记〉》(《中国青年》第4卷第76—100期,1926年)、施宜云《赤俄操纵下的外蒙近况》(《商业月报》第9卷第4期,1929年)、静廉《苏俄统治下的外蒙》(《世界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从赤俄手中夺回外蒙》(《时时周报》第2卷第15期,1931年)、《华商在外蒙被俄人压迫情形》(《时时周报》第2卷第13期,1931年)、章江波《苏俄之侵入外蒙及其现状》(《新亚细亚》第3卷第3期,1931年)、瓦德《苏联操纵下的外蒙近况》(《外交月报》第7卷第2期,1935年)等。

②相关文章有文川《外蒙的军事概况》(《军事杂志》第97期,1937年)、曹树铭《日本侵华与外蒙》(《中苏文化》第1卷抗战特刊第2期,1937年)、《外蒙现状》(《良友画报》第125期,1937年)、安得勒彼得《苏联与外蒙》(《中法大学月刊》第10卷第3期,1937年)、宋衡心《外蒙文坛幻象》(《文艺》第4卷第1期,1937年)、《外蒙古的地位》(《集纳》第1卷第5期,1938年)等。

⑧丹巴:《外蒙问题的期待》,《创导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7年,第5—6页。

⑩周刚鸣:《外蒙古的新姿态》,《全面抗战中的外蒙古》,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第19页。

(11)闵贤邨:《外蒙古面面观》,《统一评论》第96期,第11—15页。

(12)《苏联及外蒙古参加中日战争》,《战地通信》1938年1月23日,第2页,哲非译自《密勒氏评论报》。此外,萧恩承《日苏关系恶化中之外蒙古》一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该文指出:“在战略上,外蒙直可视为苏俄的缓冲地带,日本若取得外蒙,则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军队,必发生给养运输的困难。”(《东方杂志》第35卷第16号,第23页)

(14)丹巴:《外蒙问题的期待》,《创导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7年,第6页。

(15)《苏联及外蒙古参加中日战争》,《战地通信》1938年1月23日,第2页,哲非译自《密勒氏评论报》。

(16)孙慕迦:《要求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全民族的抗战》,《边疆半月刊》第3卷第6期,第1—2页。

(17)孙慕迦:《要求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全民族的抗战》,《边疆半月刊》第3卷第6期,第3页。

(19)冠礼:《外蒙取消自治的重大意义》,《全面抗战中的外蒙古》,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第40页。

(22)公甫:《记周秦陈三先生谈线)钱俊瑞:《我们对苏联期待些什么》,《世界知识》第7卷第2期,1937年。

(27)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英国对日本抱持纵容态度,其意图是希望日本北进,与苏联开战,把乌拉尔以东所有通古斯民族,全纳入日本治下,如此一来,原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南洋群岛则可保全。

(28)1937年9月至11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冲出访莫斯科,先后拜访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元帅,晤谈关于苏联参战事。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参见《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冲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与史达林晤谈关于助我自制武器、飞机及请苏联参战等问题之谈话内容签呈》(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35—336页。伏罗希洛夫则声称:“苏联所供给者为苏联军队之用品,其量已属不少,此后当应中方之请求,源源接济,但以不妨碍苏联对东西两方作战之准备为限。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实其固难定。”参见《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谒伏罗希洛夫元帅探询苏对北京会议时及会议后对我之态度与军事协助程度谈话记录》(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337页。

(36)原昧:《外蒙出兵乎?苏联出兵乎?》,《全面抗战中的外蒙古》,第71页。

(38)李公朴:《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全民周刊》第1卷第5期,1938年。

(39)公甫:《记周秦陈三先生谈线)钱俊瑞:《我们对苏联期待些什么》,《世界知识》第7卷第2期,1937年。

(43)运公:《从中国抗战说到苏联对外国策》,《东方杂志》第35卷第20号,1938年。

(44)运公:《从中国抗战说到苏联对外国策》,《东方杂志》第35卷第20号,1938年。

(45)[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46)[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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