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

1974年,决心在1967年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它后来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不但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的复兴。几年后,阿里埃勒·沙龙回忆说,有人问他:“信仰者集团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们和20世纪40年代的我们差不多,只是比我们更认真。”信仰者集团将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截至2012年,大约有34.1万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点。一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约旦河西岸是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但还有些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神学考虑。1970年,帕尔马赫创始人之一、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移民吸收部部长的伊加尔·阿隆提议归还部分1967年占领土地,保留剩下的土地。“阿隆方案”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埃齐翁和希伯伦郊区新建立的犹太居住区基亚特阿巴。以色列将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除了提供住房,还能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以色列没有计划控制的土地将交还给约旦,这些区域之间由高速公路连接。阿隆还提议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归还埃及,但保留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这一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议,但它遭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拒绝,因而没有实际意义。

几十年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将明白,约旦河西岸最终无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运,不可能被以色列长期单独占领,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阿隆方案”提出时复杂。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巴以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这场冲突从政治问题演变为宗教问题,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阿隆方案”提出得太早,当时如果能够采纳,中东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了。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赫茨尔寻求建国,而阿哈德·哈姆认为国家是一个错误,犹太人只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后来,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就如何抵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产生分歧。多年后,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出现争执——他们两人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犹太民族记忆在以色列政策和政治议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人士针锋相对,定居者和那些主张以色列应该放弃占领土地的人剑拔弩张。和先前的争论一样,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两个阵营的人都深爱着犹太国,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奋斗,但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的灵魂,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行动方针。信仰者集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年轻的犹太人都应当来到这片圣经中描述的民族诞生之地生活。但其他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这里生活着约125万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

阿隆认为这块土地能够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雷博维茨则认为这是改变以色列属性的毒瘤。突然,以色列边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安全和外交问题;它成了一个宗教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色列社会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对立,这一分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和哈南·波拉特一样,他也参加过解放耶路撒冷老城的战斗。波拉特看到西墙时充满惊奇,梅厄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心想:‘我随时可能被这种想法击中:我终于来到这儿,两千年的渴望得以实现’,但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极具音乐才华的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的歌,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在你的黑暗中”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在你的城墙中,愿和平永驻。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为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

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连一些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官也明白,这场胜利虽然伟大,但也暴露出一个软肋。伊扎克·拉宾后来说:“我们本来可以控制更大的区域。如果我们想占领开罗,埃及军队无能为力,阿曼也是一样,6月11日我们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马士革。但占领更多土地并不是我们打这场仗的目的,我们占领的土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负。”“重负”一词用得准。许多以色列人意识到,控制这些新占土地和统治125万阿拉伯人非常棘手。1948年阻止将军们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本-古里安这时虽已退休,但他仍然表示,以色列应该保留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但其他地方要统统放弃。在这方面,他和耶沙亚胡·雷博维茨观点一致:这事关以色列的灵魂。以色列的士兵也改变了强硬姿态,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开始分享让他们内心深感不安的所见所闻。《士兵谈话》一书搜集了对参战基布兹成员的采访,其中披露了士兵们从未袒露过的心声。有的人谈到自己杀人时的痛苦和对战争的反感。还有人说,当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龄一般大的阿拉伯儿童举起双手投降,深感羞愧。这本采访集的出版人本来认为此书反响有限,没想到卖出了10万册,对以色列市场来说这不啻是天文数字。这本书的成功和梅厄·阿里埃勒《钢铁的耶路撒冷》的流行有着同样的原因。一些以色列人已预感到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即将兴起,而以色列人自己为此推波助澜。六日战争不但让以色列人内部出现分裂,还让战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变得空前团结。以色列的胜利让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受到重创。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支持巴勒斯坦人,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六日战争让纳赛尔蒙受奇耻大辱,巴勒斯坦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主动权,只是大国博弈中被牺牲掉的无关紧要的棋子。许多人在1948年背井离乡,来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六日战争后,他们发现当年赶走他们的以色列人再次成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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