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尔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他于1895年2月14日出身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先后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并于19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考尔乃里斯指导下,以论文《康德判断力批判》,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他晋升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社会研究所主要在他领导下开展活动。希特勒上台后,他率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先是辗转于西欧各地,后又移居美国,在纽约重建社会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返回联邦德国,恢复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职务,并继续领导社会研究所的工作。1951年,他当选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3年,他获得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1959年,他告老退休,让阿多诺接替他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60年,他举家迁往瑞士,安度晚年。1973年7月7日,他病逝于纽伦堡。

霍克海默尔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创建“社会批判理论”。尽管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成立,但只是在他出任所长后,才逐步产生影响,并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不但为社会研究所制定了研究方向和网罗了研究人员,而且还具体地奠定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体系。

霍克海默尔一生的理论活动,以20世纪50年代初在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的理论活动与整个社会研究所的理论活动相一致。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欧期间,还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期间,他都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他本人在回忆自己前期的理论时说道:“它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特别是在不屈不挠地反对现存的统治社会方面。”他后期的理论活动,逐步脱离早期的激进主义轨道,日益走向保守。特别是在1959年退休以后,他甚至宣布与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后期理论“本质上涉及的只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的具体事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不能左右整个学派的理论研究。假如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后继续受他指导,那它就不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的巅峰状态。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相比,他的理论的“批判主义”色彩尤为浓厚。所以,西方有些研究者把他的理论直接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要比其他人来得大。尤其要指出的是,他首先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那种把思辨哲学推向极端,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说成是脱离人的独立的创造主体,把人类关系的全部总和变为思想物,在霍克海默尔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强烈的体现。另外,他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也很深。

霍克海默尔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开端》、《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真理问题》、《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权威和家庭》(任主编)、《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论哲学的社会功能》、《独裁国家》、《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工具理性批判》、《社会哲学研究》、《过渡社会》、《理性的衰落》、《艺术和大众文艺》。

这是一篇论文,霍克海默尔在这里不仅首次提出了“批判理论”这一词,而且还为“社会批判理论”制定了理论纲领。

与现存社会的关系“传统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中,把现存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批判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的过程。他说:“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结果,尽管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批判理论的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赶时髦的,但按现存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一理论似乎亦是主观思辨的、片面的、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完全与目前的流行的思维习惯(由于一贯维护业已过时的秩序从而造就了此种思维习惯)背道而驰,因此,批判理论常被人们视为偏见,是不合理的。”

这是一篇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许多人在文章中摘引的重要论文。霍克海默尔在《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中指出,“社会批判理论甚至作为一种对经济学的批判仍然具有哲学的性质”,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的“批判理论”主要是一种哲学理论。在《论哲学的社会功能》中,他则通过具体阐述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论证了“理论本身就是变革社会的力量”的基本观点。

他说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哲学通过批判现存的东西同现实处于对立的情况。而且这种“对立”与其他学科“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偶然性的困难是无法比拟的”。哲学同现实的对立是根本的对立,按其本性是摧毁现存的东西的最根本的原动力。要推翻旧世界,没有哲学作武器,将愿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哲学家天生是同现实世界作对的人。哲学的这种社会功能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能具有的。

他激烈地批评了不重视、否定哲学“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的倾向。他说,有些哲学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在其他院系从事工作、处境比较顺利的同事们,抱着一种羡慕的心情,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精确的,这些领域的成果对于社会是无可争论的”,他们正在把哲学作为一门特种科学来‘叫卖’,或者至少是要展示哲学对于诸种专门科学来说是十分有用的”,“这种形式的哲学不再是科学和社会的批判者,而是成了它们的奴仆”。他还认为,不重视哲学的社会功能与不重视理论思维是一致的,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他说:“目前,理论的缺乏已经降低了人们的地位,并使他们在暴力面前束手无策。理论可以表现为一种空洞的、无生命力的唯心主义,或者降低到空泛的高谈阔论,这种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形式就是它的真正的形式”,“一句话,历史的全部力量已经把哲学置于社会现实的中心,并把社会现实置于哲学的中心”。他还说:“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从未放弃过这样一种真正的唯心主义理想,认为把理性引人人类及民族是可能的。它所舍弃的仅仅是虚假的唯心主义,这种虚假的唯心主义满足于高举理性的大旗,而没有考虑理性如何实现。在当代,面对一个违背人们意愿的世界,对最高观念的忠诚,是同认识这些观念得以实现的条件的淸醒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

在《独裁国家》中,霍克海默尔用“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分析、批判了“独裁国家”。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批判,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批判理论”的有关原理。

所谓“独裁国家”主要是指“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国家。”那么,“独裁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它处于消亡之中还是发展之中?生活在“独裁国家”统治下的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认为,“独裁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资本家,而剥削在继续着,这就是独裁国家的社会”。他说,在“独裁国家”中,国家的统治者“使自身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剩余价值也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获得并进行分配的”,“私人资本家被消灭了,因此,资金只是从政府的红利中收集起来的”。从政治上说,他强调,“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权力的倒退,而是权力的发展”在完整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警察将极端官僚主义的权威几乎强加于生活的所有阶段”。他还指出:“以二切形式出现的独裁国家都是压抑型的。巨大的挥霍浪费并不是由古典意义上的经济机制所引起的。对权力机构的过度需求和压制被压迫者的一切创造能力乃是造成浪费的原因:顺从是不可能具有创造性的。”

如果把“独裁国家”理解成是像列宁所说的那种“垄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同时又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霍克海默尔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垄断资本主义”当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形式”,“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自然进程描绘了一个异常的结局: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摧毁这最后的剥削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但实际上,“独裁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形式”并没有显示出“垂死”的样子,相反,它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通过控制市场经济防止了由于危机而造成的崩溃,统治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生产在不断地发展,“人们只有从重商主义阶段向自由时代转变的时期内才能看到生产发展的这种速度”。他说:“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结果表明,生产的有效管理,城乡之间的交流,以及城市的粮食供应都不再成为主要的困难了。以前经济的增长全靠私人企业家的惊人的创造力,现在,对经济的控制成了一些可以通过学习就能掌握的简单的操作,就像建筑和机器的操作一样。”他预言,“国家资本主义要比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得更长久”。

霍克海默尔在谈到处于“独裁国家”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时,首先指出,从物质生活来说,“现代计划经济无疑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其优越性远远胜过了市场经济”。但是他同时又强调,这种物质生活的获得保障是以精神上丧失自由为代价的。他说:“垄断工业使大批的股东成为牺牲品和寄生虫,使成千上万个工人成为被动的维护者,他们更期待于来自各种组织的保护和帮助,而不是期待着从工作中得到保护和帮助。”在“独裁国家”统治下,人们可以倾听每个人的声音,上自领袖,下自当地老板,但却不能相互交往;他们能听到有关一切事物的消息,从国家和平政策到灯火管制的实行,但却不能谈及本人的情况;他们可以插手任何事情,但却不能涉及领导权的问题,“人性已被彻底地肢解”。

霍克海默尔在撰写《独裁国家》一文时,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狂得逞之际。当然,他这里所说的“独裁国家”首先是针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国家而言的。但必须指出,他所说的“独裁国家”不仅仅是针对法西斯主义国家而言的,也包括了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把三者并列在一起,合称为“独裁国家”。

在他看来,之所以能把苏维埃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并列在一起,是由于两者具有共同的特征。他说:“从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那里所获得的教训是,在公正的分析看来似乎发疯的事有时却是现实。”苏维埃国家像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是“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任何依赖的极权国家的最坚固的形式”,是“完整的国家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

那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出现了“独裁国家”呢?霍克海默尔把它归结为是由于东西方都爆发了激烈的革命的缘故,是由于苏维埃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都是激烈的社会动荡的产物。他强调,激烈的革命、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顶多只是创造了一种更好的统治术,即建立无条件服从的权威。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他说:“人们早就可以从资产阶级时代的激进的党派中看到向独裁国家发展的影子,法国大革命是以后的历史进程的缩影。罗伯斯庇尔将权力集中在“公共安全委员会”手里,并使议会成为立法的橡皮图章,从而通过雅各宾党的领导权统一地体现管理和控制的作用,国家调节着经济。由此可见,“极权主义也是法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他指出,不要被一些党派之间的激烈争夺所迷惑,实际上,假如这些党派各自得逞上台执政的话,那它们所建立的政权没有根本的区别。

如果说《独裁国家》主要批判了现存的社会,那么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则把批判矛头指向整个人类文化,指向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

这种批判是以对启蒙的批判的形式进行的。他们通过论证人类的启蒙怎么样“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不断衰败的成分,“文化的发展是在绞刑吏的记号下发生的”,“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启蒙的辩证法》的主题就是论证:“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其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却处于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况中。”

什么是“启蒙”?他们说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在他们看来,培根这位“经验哲学的始祖”已经阐明了启蒙运动的目的。因为培根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总是傲岸不屈的”,“人的理智与事物的本质是协调的”,“人的理智能战胜迷信,控制自然”。

那么,“启蒙”怎么样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其反面呢?“启蒙”怎么会成为一种“自我毁灭的启蒙”的呢?对此,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他们指出,“启蒙”从其一开始,就打出“消除世界魔力”的旗号,而“消除世界魔力”实际上就是要根除万物有灵论,具体地说,就是要反对神话,破除迷信。他们认为,从几千年的人类“启蒙”史来看,“启蒙”反对神话,迷信的过程,也是与之同流合污的过程。“正如神话已使启蒙得以实现那样,启蒙也一步步地陷入神线.神话的基本原则是拟人化,即主体向自然界的渗透,“启蒙”通常也采取这一原则。

在“启蒙”中和在神话中一样,“许多神秘的形象都出自一个共同的命名者,都可还原成人这一主体”。俄底浦斯对司芬克斯谜语的回答——“这是人”,“正是启蒙运动的被作为公式反反复复提出来的信条”。不管启蒙运动面临的是一种信息,一个空洞的公式,还是对罪恶势力的恐惧,或是对赎罪的希望,“这一信条总是不断地被当作客观知识被提出来”。

2.在神话中,每发生一件事都是对已发生的事的赎补,在“启蒙”中也是如此。

为了摧毁神话,“启蒙”从神话中接受了所有根据,即使作为一名法官,它也要借托于神秘的祸因来行使权力。一方面“启蒙”希望自身摆脱命运和惩罚的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将惩罚施加于那个过程。长期以来,人们放弃了企图通过“重复”现实来逃脱现实的权力的幻想,但是,“随着魔术般的幻想的消灭,‘重复’则以规律的名义愈加无情地、循环往复地禁锢着人们”。

4.神话是要维护某一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启蒙”也保留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在被启蒙了的世界中,神话进入了世俗领域”。

“万物有灵论使客观精神化,而工业主义则使人的精神客观化。甚至在总计划之前,经济设备就自动地使商品具有决定人的行为的价值。从那时以来,随着自由交换的结束,商品已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而只具有拜物教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像所有别的动物一样崇拜自己被束缚于其中的一切事物,并以此为代价获得了文明的进步。”

他们指出,人类经过几十年的“启蒙”,自以为已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世界,可实际上在人类脑海中的那个世界仍然是被歪曲了的世界。他们认为,“启蒙”在认识论上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1.启蒙运动虽然承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方面的古老的力量,却反对真理是宇宙的属性这一说法,认为这纯粹是迷信。

“启蒙运动宣称,在普遍概念的权威中仍然明显地存在着对神圣的恐惧”,由于“启蒙”反对普遍概念,就导致人们“在通向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放弃了对意义的任何追求,用公式取代了概念,用规则和可能性取代了原因和动机”,“人们认为,图腾崇拜,占卜者的梦和绝对理念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对于启蒙运动来说,一切与计算和使用规则不相符合的都是可疑的”。

2.启蒙运动的理想乃是确立一个世间万事万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在这一点上,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乃是一致的。

“事物的本质总是表现为相同的,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界的统一”,“在精神以及与精神有关的事物的同一性和自然界的统一性面前,许多不同性质的事物成了牺牲品”,“被粉碎的一粒原子并不表示什么,而是物质的一个样本,兔子并不说明什么,仅仅是实验室中不屑一顾的一个实例”。“由于实用科学中的差别如此地易变,以至于每一事物被归结为同样的物质,科学的对象被僵化了。”“所存在的事物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被这种单一的关系——即给予意义的主体和无意义的客体之间的关系,理性的意义与偶然地表达意义的工具之间的关系所压抑。”

他们强调,目前人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软弱无力,“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策略的产物,而是‘启蒙’的逻辑结果”。

2.在“启蒙”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被当作自然的、合理的模式强加于个人之上。

他们反复指出,“启蒙运动就是极权主义”,“启蒙像任何体系一样,也是一种极权主义”。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这种极权主义的归宿与它原有的宗旨——反对极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通过“启蒙”,人的权力在不断增长,但人的权力的增长是以异化为代价的。

人基于异化和凭藉异化行使自己的权力。“启蒙就像一个独裁者对待人民一样对待万物,一个独裁者熟悉人民,意指他能操纵人民;科学家们认识万物,则意指他们能驾驭万物。”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入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个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学会了命令和服从。“思维的敌意扩大到了对早已被征服的时代的想象以及想象中的幸福方面”,“人间也变成了地狱”。“人类又被迫倒退到更原始的阶段。因为随着技术生活的安逸,统治的持续性通过更加严重的压抑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固定法,想象衰退了。”“灾难不仅仅表现为个人被社会的物质生产所统治”,“机器的进化已经转变为统治机器的进化”。随着思想的放弃,启蒙已取消了自身的实现。“在数学思维的物化形式中,机器和机构向那些忘却了思想的人报仇。”“启蒙就是对群众的全面的欺骗”,“启蒙运动正像它的浪漫主义的敌人所指责它的那样,具有毁灭性”。

他们指出,“启蒙”所体现的不可阻挡的进步的悲剧就在于,它同时又是不可阻挡的倒退,自然在倒退,社会在倒退,人类在倒退。这种倒退从“启蒙”过程的一开始就被决定了。但是,目前的人类却还被“启蒙”所带来的进步所迷惑,还陶醉于“启蒙”的胜利果实中,而看不到掩盖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凶恶的事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到了彻底揭露“启蒙”所带来的种种倒退现象的时候了。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从批判“启蒙”的角度鞭挞了整个人类文明史,接着就在此基础上,把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之中,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与“启蒙”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启蒙”程度最高的社会,是高度文明、完全“启蒙”了的社会,与此同时,“启蒙”的消极面在现代社会中也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文化为例,“启蒙”在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一种堕落的文化。这种堕落的文化受商品价值所支配,它服务于使资本的权力永恒化。艺术家成了雇主的奴隶,艺术的成果和享受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以便经得起市场的竞争。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摧毁个性和把人类变成铅板框框。

《启蒙的辩证法》是一部对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纵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人类文明的历史说成是一部不断“启蒙”的历史,而把不断“启蒙”的历史又说成是日益倒退、没落的历史。以恐惧和绝望的心情看待人类的“启蒙”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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